到荷兰寻找救赎的答案

不知怎的，最近坐到的每一部计程车，司机都向你拼命推销他的苦水，其中一位才刚从高雄「移民」来台北的运将说：「不搬来不行，在高雄一天开14个小时，收入还不到900块，扣掉油钱，实在买不了几个便当。」 台湾现在的难题，就是「40年台湾成长经验vs.全球化新社会」产生的新徬徨，是一种历史经验面对新社会的进退维谷，过去的运将1天赚2千，现在只能赚900元，很可能的原因是有100万人去了大陆，而留下来的人呢？ 他们所属企业正急剧承受毛利降低的痛苦，企业再也没有钱来编列搭计程车预算；而员工开始恐惧所得无法增加，而宁愿选择便宜的公共交通工具。一环扣一环，这缠绕式的衰退正由高雄的街道席卷全世界。 这就是「数位时代」别具特色的痛苦，当Internet把全世界连在一起，所有东西因高效率的世界分工而都变得便宜无比。 什么是救赎之道？我当然没有答案，但上个月我造访了荷兰和法国，那里生活的还不错的人们，提供了一些思考的线索。 到过巴黎的人都知道，巴黎美则美矣，提供的服务却十分不敢叫人领教，除了巴黎人不屑于和英语客交谈，购物者往往得排队结帐看收银员漫不经心地聊天，Louis Vuitton的店员把客人赶出店门也是奇闻。即使是巴黎失业率最高的1992年，这样的景况也没多大改善。 但为什么巴黎人用这么差劲的产出，过这么好的日子？因为巴黎有世界第一的观光客客户(每年3600万人)，巴黎人靠贩售「全球独一无二的的巴黎历史」(也包括Hermes和LV的「皮件传奇」)而取得高所得，他们无畏经济景气循环的骄傲，即便比法国其他地方努力得多的住民，也心有不平。 荷兰阿姆斯特丹虽然风光也明媚，但观光客数目比起巴黎可是天差地远了，这儿的荷兰人，是靠运作著许多国际品牌(例如卖「多芬」的Unilever)、跨国企业(例如Heineiken啤酒)和货物转运而活。 除了市中心区一小块运河地带，阿城的经济枢纽是在市郊玻璃钢架的一栋栋新建筑里，和巴黎人比起来，荷兰人的效率和服务都是首屈一指，有趣的事：他们服务的对象都在数千里之外，在台湾，除了可以喝它的啤酒、买它的刮胡刀、用它的多芬，还有它的寿险(ING安泰)。荷兰人是靠它领先群雄的「运作全球事业」能力而活。 巴黎和荷兰，都在新兴的全球化网络里占据了一个鲜明的位置，世界的经济缺它们不可，巴黎和阿姆斯特丹市民理所当然拥有好日子。而台湾原本在全球化网络的位子「制造工厂」，正被中国大陆快速取代，我们当然也顺理成章地狼狈不堪。 如果由国家发展角度来看，台湾如何快速地找到全球化社会中另一个不可或缺的位子，恐怕才是计程车司机能安身立命的唯一解决方案。 但这个路子是什么呢？巴黎的富庶是学不来的，台湾没有它在地历史的活资产，但看看荷兰人民兢兢业业度过过去300年，应可找到若干启发，那就是运用「什么都没有的缺憾感」(土地狭小、矿产挂零)，去增益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独特附加价值。 由出海冒险开始，他们熟悉了造船、码头、货运；接著由冒险而建立的贸易开始，他们学会了最早的证券金融(筹募资金)、保险(避险)；而从世界最早的贸易开始(东印度公司)，他们学会了跨国品牌行销。荷兰的近代史，就是人民一部不断自我能力upgrade的学习史。 台湾和世界一样，都正由国家经济迈向区域和全球化经济，你可以比政府更早做好准备。 (本文转载自工商时报，作者为《数位时代》杂志总主笔) （出处/直销世纪杂志第123期，2003/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