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商业伦理的构建

商业的力量，和知识、政治相比，一定等而下之吗？ 其实不然。 前不久，笔者偶然翻阅了一些关于「李约瑟之谜」的论文。李约瑟是英国科学家，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为什么发明了四大发明的中国却无法诞生近代自然科学？ 这个看起来是知识范畴的问题，恰恰与商业有关。 李约瑟指出，近世科学之不能产生于中国，乃是由于「地理上、气候上、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四种阻力」。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秦朝以来，官僚士大夫专政阶段停留甚长，社会生产少有进展，造成商人阶级的没落。使中产阶级人民无由抬头，初期资本主义无由发展。而近世科学则与资本主义同将产生」。 社会学大师拉狄克在《中国历史上的根本问题》中提出，汉代或汉代以前的中国，为什么在数学上和天文学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水准？那是「建筑在各种大规模的治水工程和水利工程上的社会秩序需要上」，「集中到了……农业秩序所产生的，及直接和农业秩序有关的，或在观念上反映著农业秩序的各种课题」。中国并没有推进大规模的工业经营，而「精密的自然科学的停滞，是和这种工业上的停滞互相平行的」。 段标：商业需求带动科技进步 著名自然科学家竺可桢先生在《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的论文中分析指出，一般人以为近世科学起源于伽利略、牛顿几个伟大杰出人才，实是大误。自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西欧工商业大为活跃。海洋中船只之驾驶，需要专门工程知识；贸易繁盛，金市不足应付，矿冶迅速发展，而开矿时又发生许多问题，急待解决。在15世纪末，欧洲已有16种机器用于矿中去水。航行发达，望远镜与罗盘针之制造日趋于精密。经纬之测定，又要天文知识。到1660年左右，英国有一班学者，专门为了好奇心所驱使，来集会讨论研究一切事物，自宇宙以迄虫鱼。这就是英国皇家学会的起头。英国皇家学会之所以成立于17世纪中叶，亦非偶然之事。因当时富商巨贾之特兴，造成了一个有闲阶级，时常往来旅行，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孜孜为利，而是为求知心所驱使。这实在是近世科学之开端。 这里还需要补充一点的是，英国工业革命成功的一个要因，是在宪政、私有财产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之下，企业家和发明家的相互推动。其实，义大利人早于英国170年就发明了蒸汽机，工厂制度14世纪亦已在义大利出现，但由于义大利没有私有财产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所以当时已经拥有2000多名工人的威尼斯兵工厂只不过是由政府直接经营的官办企业，因而不可能出现企业家。在英国，1769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但后来将蒸汽机转化为生产力的是瓦特的儿子小瓦特。小瓦特不仅是技术专家，而且是企业家。他与商人马修‧波尔顿合作经营索霍铸造厂，才把蒸汽机批量生产，推向市场。所以可以不夸张地说，英国工业革命是由发明家和企业家共同发动的。 段标：思想、科学、商业同步发展 而在中国历史上，「是否有一个时代可以奖励工商业的发达，初期资本主义的兴起，使中产阶级能起而与专制封建势力相抗衡，如同16、17世纪欧洲新兴势力之与封建宗教相奋斗呢？」竺可桢认为，只有在战国到西汉中叶这一个时期有此可能性，这个时期亦是中国思想史、科学史上最灿烂的一个时期。春秋时代，商业尚未发达，当时帝王并不感觉到商人夺取政权的威胁，所以《左传》有「务材顺农，通商惠工」之说；《国语》有「轻关易道，通商宽农」之语，农工商尚不分厚薄高下。商秧以后，重农抑商、农本商末之论勃兴，汉初工商业长足之进步后，贾谊、董仲舒主张严厉裁抑商人，汉武帝更厉行多种抑商政策，例如将当时最大的私人企业，盐和铁收归国营。由于将经商看作「民舍本而事未，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之事，所以抑制商业发展就成为历代帝王的基本思想。「农业社会势力大，求知之心不能发达，而科学思想亦无以发展。」这就是竺可桢最后的结论。 没有商业的发展，则没有对科技的推动。反过来，没有以实验为基础的近代科学，也无法为手工工厂到大机器工业的转化提供技术支撑。这是「李约瑟之谜」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段标：控制经济扼杀发展 那么，为什么近代工商业在中国得到很好发育呢？从费正清到杨小凯、袁伟时等学者的研究表明，清末的中国，政府垄断了一切大规模有组织的活动，包括政治、军事、企业、大型工商业。技术发明、盐、铁、火柴等大型生产活动不可能在没有与官府的特殊关系及批准和监护下发展起来。政府不仅利用盐业官营、官窑、皇家织造与民争利，而且利用其任意侵犯私人企业财产的特权，与官府勾结的商人处索取各种利益。由于整个经济主要是为官府和特权阶级生产，因而市场狭小，分工无法深化，生产力不可能提高。中国不乏有才能的商人，但是私营工商业一直被官府控制，商人成功的首要条件是依附权贵，与官府搞好关系。「朝里有人好发财」，同时，正如清朝大盐商江春所说：「奴才即使有金山银山，只需皇上一声口谕，便可名正言顺的拿过来，无须屈身说是赏借」。因此他们即使有了资本积累，也要捐官买爵、兴建牌坊，断然不会谋求可持续的投入与发展。 官府对自由经济的控制与重本抑末、轻商贱商的风气互为表里，使得商人和企业家没有独立的存在价值，没有持续发挥其创造力的制度保障。这样的话，纵使一国的经济曾经高楼，却如屹立沙滩，其衰落看似突然，实则必然。 无论是借鉴外部的经验，还是审视自身的历史教训，我们都没有任何理由看轻商业的价值，没有理由贬损企业家的作用。在大陆经济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重建新商业伦理已经非常迫切。 利中有义。我们要理直气壮地看待商业的力量。人类探索的推动力来源于商业，不断增长的生活来源于商业，商业的活力维系著社会的活力，商业的创新引领著社会的创新。 同样，我们要理直气壮地阐述企业家的作用。没有他们的创造性努力，则一切的商业活动都会变得苍白无力，毫不精彩。 最后，我们也要正视企业家的社会价值和精神价值，并以更高的标准审视企业家如何担当他们的社会责任，在全球化背景下实践他们的「天职」。我们呼唤，只有建构在负责任的企业家行为基础上的商业活动，才是文明的活动。没有文明的商业，就没有文明和谐的社会。 （出处/直销世纪杂志第163期，2006/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