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管理为什么重视防恶？

这种想法，当然有它的道理。可惜不了解人性，也过于相信人性本善。到头来吃大亏，才能醒悟过来。所缴的学费，有时实在太昂贵了。如果因此而对人性丧失信心，反过来不相信制度的有效性，那就更可怜。 科技进步，一方面破除了很多迷信，一方面增加了很多迷信，诸如迷信科学，乃至于把科学当成宗教。迷信「量化」，以致样样都要求拿出数据来。迷信言论自由，致使社会失去公义。迷信人力胜天，把人看成万能。迷信市场导向，造成劣币驱逐良币。人欲的过分发扬，更制造了人际的冲突，以及人与自然的矛盾。 迷信制度，不能防止恶行的结果，便是小人当道，而君子饱受委曲。最常听到的言论，就是我们不能不发展经济，只要我们同时加强防污染的科技，便可以了。殊不知，防止污染的科技，也会成污染。如果不能控制生产，控制污染的能力，终久有所限制。等到环境极度恶化，人类也必然随著灭绝，说什么都嫌太晚了。 防恶和防弊不同，它比较重视看不见的动机。和道德良心的关系，更加密切。只有「大家凭良心，时时立公心，自己先力行」才有可能真正达到防恶的目标。 只要不凭良心，什么道德、宗教、法律、科学，都失去作用。凭不凭良心，并不是制度所能控制的，所以说，制度充其量可以防弊，却很难防恶。 中国式管理，特别推崇品德高尚的重要性，倡导「德本才末」，便是「道德修养良好的君子，通常比较自重自律，对防恶很有助益」，而「才能杰出的人，若是品德修养不好，势必在订定制度的时候，采取防弊重于兴利的策略，造成防小人却限制了君子的不利情况，对组织的发展十分不利」。 多少企业，由于不能防恶，或者不重视防恶，终于放纵了坏人。致使一夕之间，兵败如山倒，而后悔不堪。 防恶的办法，最好是多读易经和三国演义。明白人性的变化，以资预先防患。三国演义不是历史，也不是小说，它是易经的道理，活生生地透过当时的英雄豪杰，通力把「义」演出来，所以称为演义。人而有义，自然可以防恶。人而不义，恶言恶行随即出现。义的意思，其实是合理。管理得合理，无过与不及，自然防恶。 。 （出处/直销世纪杂志第185期，2008/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