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时
周朝之衰也，时人莫不「茍偷而不立」，周虽欲其立，而不可得也，故周亡；秦朝之衰也，时人莫不「贪利而不仁」，秦虽欲其仁，而不可得也，也因法太严苛，造成陈胜吴广起义，故秦亡。西汉之衰也，时人莫不「柔懦而谨畏」，故君臣相蒙，而至于危；东汉之衰也，时人莫不「矫激而奋厉」，故贤与不肖不相容，以至于乱。
～苏轼（宋朝大文豪）
最近看到大潭藻礁公投连署人数已破70万，这么热烈的连署人数，代表著国人愈来愈重视环保生态的维护，因为环保没做好，生态受到破坏，相对的人类生存环境也受到威胁，必然影响未来的人类生存发展。
但是仍有许多人很麻痺，觉得那只是发生在桃园外海的小地方，与我住在南部不相干，殊不知「蝴蝶效应」的可怕，也会影响到南部的生态；尤其做为当政者，只追求某一经济目标，却忽略了生态保育的严重性，虽然都说有依法做环境评估，却无法找出双赢的最好方案，说穿了，就像手术式的思维及作法，只求解决能源问题，却没有长远的眼光，兼顾生态平衡发展。
最近我读到宋朝大文豪苏轼的生平，看到他在科举考试上一鸣惊人，被主考官欧阳修在皇帝面前称许为宰相之识，可见其才华出众，但也因为他少年得志，锋芒太露，以致招到政敌排斥，因案而下放蛮南，虽然他百般无奈，但只能苦中作乐，随遇而安，也因此写下许多名传千古的诗词，例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水调歌头、念奴娇、赤壁怀古等。
我感到最有意义的是，他在「应制举上两制书」写的：「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时」，一语道破千古以来治世运作的真理，虽然历史流转，时代不同，但其本体的性质与规律性，却是相同的，值得我们参考及反思。
反观现今在我们直销业的经营管理上，倒是有很多类似的现象，值得大家检讨及改善，正与苏轼所提的道理相呼应：
- 治事不若治人
在企业的管理经营上，对于任何工作，均会朝有「效能」（Effectiveness）的达成去努力，而效能的高低，除了取决于工作流程标准及执行的成效外，最重要的还得靠对的人，去做对的事（Right people do right things），就是用对的人，利用专业技术及投入的智慧，达到工作目标，完成任务。
我有一个亲身经验，数年前因业务需要，我们要规划开设中区的健康生活馆，而公司内部员工大都无展店经验，营运处长于是派了一位忠实可靠、具财务背景的专员去开设新馆，当然这位员工，依照工作流程去寻找新处所、完成租赁及装潢事宜，在取得执照后，顺利开幕营业。
但是经过一个月后，问题出现了，因为会员顾客上门买东西时，为了方便，把摩托车或汽车，停在隔壁商家门口，挡住人家做生意，引起邻居抗议，并且报警检举违规停车，会员被罚后，怨声载道，经过一连串的疏通，才找到附近停车场签约，缓解了这个问题。
有了这个不好经验后，我在开设南区新馆时，指派另一位懂得公关的专员南下筹备，这位专员深谙敦亲睦邻的重要性，他第一件事就拜访左邻右舍商家及里长，那时正逢SARS期间，赠送他们净手露及玻璃清洁剂，打下好关系，开幕时，里长还派义交来支援停车，并且帮忙找到学校活动中心地下停车场，可以让会员购物时，免费停车半小时，左邻右舍看到会员没有违规停车，有了正面观感，不少邻居还加入我们的会员。
前个专员因为墨守成规，疏忽了邻里公关，造成生意受阻，而后者专员搞好地头关系，皆大欢喜，和平共处；所以，同样的事情，交由不同的人处理，结果却大不同，用对的人，做对的事情，事情及流程是死的，人是活的，成事在人，治人比治事重要。
- 治人不若治法
每个人处理事情会有各种不同的见解及方式，若是法律规章未能明确实行标准，人民及员工无所适从，也会因为执法人员的个人解读，产生过犹不及或循私舞弊的现象；换句话说，若法规没有清楚依循的标准，赏罚就会不公平，冤判情况就会发生。
我们来看现行健康食品管理法第21条，对违反健康食品6-1项者（食品不得标示或广告为健康食品）处三年以下徒刑得并科一百万元罚金，但却未对违反6-2条（食品标示或广告提供特殊营养素具特定保健功效）订定具体罚则，让有部份案例，依6-1条来判处有期徒刑的刑罚，也有部分案例，对违反6-2条（广告保健功效者）未加处罚。同样的违法行为，但因法律条文未订定清楚，造成裁判的结果不同。
同样的，比较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及药事法，对违反医疗效能标示及宣传，却采用行政罚锾，而健康食品管理法却采用刑罚，显然违反立法的衡平性及比例原则，也违反刑罚的最后性原则，造成民众不满，这就是法有未明，人各有意，无法成一定论。
我们看到30年前政府宣导骑机车戴安全帽，以保护人身安全，但效果一直不彰，直到24年前明订法律，骑机车要戴合格安全帽后，交通意外死伤率降低许多，这就说明，若是订定良善的法规，大众生命受到保护，符合公共利益，这才是法律真实诚信的精神。
- 治法不若治时
不可否认的，现今时代在快速变迁，生活形态在转换，社会高速发展，过去订的法规，往往无法跟上脚步，也因此才会有修法或释宪的必要性。以多层次传销管理法来讲，第13条明订传销会员入会参加契约需以纸本为之，但因科技进步，电子入会已成为趋势，只因法律规定，业者仍需用纸本，并且保留5年以供查验，除了纸张不够环保外，储存纸本的空间也令业者费周章，若能顺应潮流，让纸本及电子化并行，实为德政一椿。
另外，对于传销事业的管理采用「原则同意，例外禁止，事后追惩的报备制」，也造成行政管理绩效不彰，不肖业者仍然鱼目混珠，常有诈骗吸金份子，利用传销形态作业，像大陆的「南宁事件」及虚拟币吸金案，危害社会已久，但公平会却无力处理，导致社会大众都归罪于传销业，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我们看到，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大陆、越南、印尼等各国，均采用许可制，数年前韩国也采取自由经济的方法，依消保法来管理传销业，但弊病丛生，因此政府改采取许可制及保证金后，韩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直销国。我国针对直销事业的管理，也应符合社会大众对直销业者的期待，让合法经营的业者为了维护声誉，积极正向发展，这才是真正的治法以时。
台湾的直销业已达935亿的规模，参加会员超过367万人，占全国人口15％，若能治对人、治善法、治适时，人、法、时三才俱备，近程可解决就业问题，长程则富国裕民的愿景指日可成。